政府被指干預教院學術自由的風波，讓學界和議會都深切反省，特別是捍衛學術自由不能再崇尚空談，而是要從根本的制度上尋求保障。

　　儘管因為親政府陣營的反對，令立法會未能通過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，調查教院學術自由的風波，但議員並沒有放棄對維護院校自主和捍衛學術自由的堅持。因此，立法會遂從法制、撥款、管治及僱傭協議等著手，與英國及新西蘭作比較，全面研究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在本港所受到的保障。

法律保障明顯不足

　　根據立法會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所提交的報告顯示，香港無論在法律上和制度上，對學術自由的保障皆明顯不足。除了《基本法》第137條提及「各類院校可保留其自主性 並享有學術自由」這一句外，並無其他條文提及學術自由，而香港更沒有任何條例和政策，防止官員發出對某所高等院校造成影響的撥款指令。

　　諷刺的是，本港對學術自由一向沒有明確定義，只有在兩次干預學術自由的風波後，即2000年的鍾庭耀事件和2007年的教院風波，負責調查的委員會在結論時，才就學術自由作出定義。

　　法律對學術自由的保障乏善可陳，即使制度上也不見得獨立公正，以負責撥款及協助政府與院校溝通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為例，所有教資會委員均由特首委任，委任的準則卻不得而知。與此同時，教資會秘書處隸屬政府部門，秘書長是公務員，其考績報告由教資會主席簽署，再由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加簽。

特首委任成員主導校董會

　　研究又發現，除港大和中大外，其餘6間大學的校董會，頗多由特首委任，由30%至69%不等，以理大為例，29名校董中，竟有20人是由特首委任。事實上，政府至今仍有委派官方代表加入院校的校董會，而部分院校更規定師生不能參與校長或高層的任免。由此可見，在現有的委任制度下，與真正的院校自主仍有很大的距離。

　　僱傭協議一直被視為學術自由的最大制肘，在八大資助院校中，合約僱員比例由35%（科大）至75%（嶺大）不等，當中，亦只有科大在教學人員的僱傭合約內列明學術自由的條文。與此同時，本港亦沒有法律條文規定院校須設立機制處理爭議，部分院校設有一套程序，處理教職員的一般申訴或涉及解僱的上訴，惟有關機制的功能及細則差別甚大。

　　特首曾蔭權在年初回應教院風波時，強調學術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，不容損害。其實，政府若然有決心捍衛香港的學術自由，便必須從根本上，從體制上去改革，包括在法律上要求高等院校保障學術自由，並且防止官員作出干預。

設立獨立申訴機制

　　事實上，立法會研究英國和新西蘭的經驗時，發現當中有很多值得參考的地方，例如英國有特別規定，要求高等教育院校保障言論自由；大學合約僱員若連續4年獲續約或延期，可自動 變為永久性合約，至於大學教職員一直要求設立的獨立申訴機制，政府更不能迴避。

　　我已要求立法會召開公聽會，諮詢院校和公眾對保障學術自由的意見，希望同工積極回應，讓我們繼續同心合力，推動 院校的民主和學術自由。如欲了解立法會研究報告的內容，請到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7-08/chinese/sec/library/0708rp01-c.pdf 瀏覽。